內地信託需求日增下的相關法律問題

本文就近期內地在信託方面需求殷切的情況下,尤其是內地信託法立法十多年來,已與其它司法管轄區,特別是信託制度原生的普通法系司法管轄區在法理上脫軌的情況下,為普遍關注的相關問題作一些實用的解說。

    法律跟每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尤其是財產擁有者。可以說財產越多,關係越大。因為現在的所謂財產權益,大部份不動產都必須透過一些法定機關所發出的證明,才能顯示財產的實質權利。而動產的管有 [1]和流通也同樣依據法律作解決糾紛的後盾。由於世界上有大約321個司法管轄區域 [2](法域, Jurisdiction) ,法域之間的財產交易、法律風險的分散對沖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筆者專注研究的“應用比較法(Applied Comparative Law)” 就越發顯得重要,同時它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非常廣泛。最常見的是跨法域的操作,例如不同法域的交易、不同法域的分公司乃至不同法域的財產處理等等。法域的概念是純法律的,我們國家內就有四個法域:香港、澳門、臺灣和內地。其中香港是唯一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其它三個是不同程度的大陸法系(Civil Law)。由於涉及管轄權力的問題,法律的邊界是非常嚴謹的。而廣義上的信託安排必然以法域為基地而又往往涉及跨法域(cross-jurisdiction)的問題,比如在A法域設立一個信託而信託內的不動產處在B或C法域,在全球資產分配平面化和分散的情況下是相當普遍的。可以說,沒有法律,便沒有財產、金融和交易等現代財產工具的基礎。

    現代意義上的普通法(Common Law) [3]內含衡平法(Equity) [4].如果沒有衡平法,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信託。衡平法是對整個財產、遺囑、信託等有關財富的有關法律,乃至誠信或者受信責任(fiduciary duty)的要求,即對受到信任的一方有法理上被自然賦予的更高誠信要求。它涉及所有上位階(upper hierarchy)的責任問題,即權力越大,受衡平責任的要求相應越高。以道德誠信原則體現於實際法律的實施,可說是普通法的精髓所在。因此,權力擁有者例如上市公司負責人,公務人員甚至慈善機構的負責人等等都屬於受信責任的被約束者,顯然地也包括信託受託人責任,也就是衡平法上的受信責任。受信責任並不以平等主體看待,法理上它是受到更高的誠信要求。因此,與一般由控方舉證的審判方式有別,受信任的一方需要證明自己是對的,所謂“對” ,就是程式正義(due process) .這是法理上由衡平法原則(maxims of equity) 所指定的而非由法條所規定的,其法律位階比法條規定的要高得多,因此在普通法上,它起著類似一個指導作用的角色。

    大陸法系司法管轄區,包括臺灣、日本、德國、法國,在金融法方面引進了很多普通法、衡平法中的一些概念和做法。但引進歸引進,卻仍然缺乏法理(jurisprudence)上的完整配套,法理不配套則造成靠法條(ordinance, regulation, rule, act, article)來維持其法律效力。大陸法區一直都這樣操作,而且也只能如此地操作。一般情況下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但是其內含的不穩定性也是明顯的,如果法理上不支撐的話,就是法理上不是百份之百的完整。但由於法條主義的剛性(rigidity, stiffness)使然,它只能通過立法來給受到信任的方面一個更高的要求,讓其負有更高誠信責任。比如在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都大致如此。

    普通法內,有遺囑的遺產繼承、無遺囑的遺產繼承、信託安排是三個完全不同層級的法律處理方法。遺囑有機會被法庭判決為信託文件,但信託文件則已超越遺囑而處於更高位階。因此遺囑和信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家族信託是信託制度的一個重要和常用的建構。但是信託本身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所謂產品,它是一個制度、一個架構。是什麼架構呢?信託就是把個人財產上的權利(Title)轉移到另外一個“人”身上了,那個人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而委託人就透過收益權實質擁有該信託內容的權利(Beneficial owner) ,在法律語言上難以使用直接對應翻譯的,所以一定要看實質內容而不能只看名稱。更重要的一點是:普通法上的財產權 [5]是可以分割的,而且可由不同的權力主體持有(Hold/Possess)其分割的某段權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