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信託需求日增下的相關法律問題(2)

    從英格蘭以降的大部份前英聯邦地區(Commonwealth)均沿用普通法而成其系統(legal system/family),普通法內含的衡平(Equity)救濟(remedy)手段是信託的必須要件。筆者推定真正普通法內的信託必須包含至少四大綜合要素 (Key elements in trust of Common Law Family )。

    第一:產權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 :即如前所述之產權分割。普通法內的產權分割已被廣泛應用並行之有效。最常見的例子是土地業權和使用權分開,同時,建築物的使用權又再分割等等,其方法甚至已普遍被其他非普通法地區大量採用。沒有可擬制分開的產權,信託的基礎,即委託人與受託人便無從談起。更遑論代名人(nominee)、代持人[1]、按揭相關主體關係(mortgage,hire purchase,…)

    第二:針對個人責任缺失的衡平救濟(Equity remedy in persona):由於受託人的義務和責任特高,其相關角色的法律要求沒有其他類比,因此衡平法上的對更高責任要求必須以自然人為終極追究物件,以避免其用任何手段躲避責任並且需負刑事責任。這種對受託人的“對人不對事”的問責方法使信託行為得到法律救濟的保障,充份體現“無救濟便無權利” 的最高原則。同時,具人生和法律經驗的法官(一般45歲以上)才能在千變萬化中的委託與受託關係中作出令人信任的裁決。

    第三:受託人的更高法律責任要求(upper hierarchy of trustee's liability):由於受託人的義務和責任特高,因此其所謂高便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 的衡平原則。因此其責任是絕對不能以合同類比,因為合同恰恰是以平等作基礎,而受託人是不能以合同權力視之,否則其漏洞和風險是顯而易見的,簡而言之,受託人是義務責任高於一切,即使其沒有收益甚至負收益,都不能對其責任免責。

    第四:默認、默許、默示、規避等習慣習俗的被承認(tolerance of avoidance/alternative way (evasion)):信託的起緣及其持續運作的誘因,都離不開規避,由規避家庭內的相關人等,到相關人等的行為後果,例如不事生產的二世祖,或者一些非“法定” 的關係等等,乃至稅務或跨法域的財產分配等,可謂無處不在。必須說明的是,規避是人的天性,法律是永不可能,也無必要杜絕規避行為而應該容納規避,因為規避絕非犯法,犯法行為才要打擊。因此普通法系統是明顯能作出區分。

    筆者歸納如下:規避是動機,產權分割是基礎,王(公)權與貴族間(民)的初始協議契約/默契(social contract)是必須條件(稅收機制的建構),衡平法中對受託人問責的更高要求在普通法發展中的持續更新效力是後盾。

    以上四大要素是法律建構的基礎,缺一不可。但尚欠更深層次的法理(jurisprudence) 原則,這就是法理上對私人產權的絕對尊重並且完全體現在實踐當中。自由人、自由意志下的自由選擇在私權上的充份發揮,公權機關只能是配合、認同、尊敬和給予方便,才能成其信託的實現。法理上所處於的更高位階才不至於在運作中有所改變。因為整個建構牽一發動全身,建構難,摧毀易。因此普通法系統內的互相約束力也為整個系統提供緊密和堅實的而且具有持續更新力量的建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