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不清,動機不明

法律、經濟、政治等人文學科是相通的,例如產權不清所造成的輕率浪費,而只有私權的確立,產權持有人才會謹慎行事。因為他要為他的輕率付出沉重的代價,即使他玆意草率,也僅止於他個人的代價。其他的所謂權利都是虛妄的,包括“公權”。所有改革,離不開產權改革的根本因素,當年的國退民進無疾而終,可證之改革路難走。因此,所謂“國企改革”是個空命題。因為“公有”“國有”已注定了沒有人需要負實體責任,只是按官員任免機制,甚至政治博弈而已。按當年改革的思路,國企只是通往完全市場經濟目標的權宜之選。但一如所有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意改變的心態,而只有舉國上下目標為本,母忘初心,才可達至終極目標。否則半途而廢,前功盡棄。因此,沒有所謂“國企改革”而只有國企的改革進程的權宜角色限時終結的問題。

財產權是具有實質性內容的。財產的主人有權支配自己的財產。 但對於公有財產來說,誰有權對選擇做決定?如果公眾都是所有者,該誰說了算?邏輯上即形成誰說了也不算的難題,所以是一種無法實施的制度。表面上可由公眾授權的代理人來執行所有者的權利,但如果連授權都不存在則更加詭異。公有制在實行中是 「被授權者」的所有,也就是官員所有。可論證出公有制就是官有制(盧梭)。同時,邏輯上也難以構成由代理人監管代理人就是監管與被監管的法律關系。

公有制內建立了許多公有企業,稱之為'國企' 或'央企'或其他名字。法律上說應該是全民所有,但如前述,所有人有即是官有(代理人持有)。名義上'國企'是委託給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去管理,但運作中已形成管理者的私產的因果關系。換言之,把所有人的財富通過公有化,變成了少數國企管理者的'私'產。證據是,國企的利潤不用上交,全部留作自用。一直到近年,才規定國企利潤上交,但是比例很低,只要求上交利潤的10%,到2020年上交的比例才會達到30%。最初國企利潤是全部上交的,但是這樣一來,管理者就沒有了所謂創造利潤的積極性 ,所以又規定可以不上交,以鼓勵國企管理者的積極性。這樣在邏輯上再次加強證明'國企'已經被 '私'管的推論。'國企'的所有者管不了管理者,只能用私有化概念來激勵管理者的積極性。某種意義上,'國企' 是通過公有制輸送公有資產給私人的管道。而'國企'普遍存在貪污腐化問題即與政府無異,可證之同質性。
私有的資產是屬於個人的。對私企財產的侵犯,就是對私人財產的侵犯,誰也不會允許自己的財 產無緣無故地被侵犯。所以貪污分子想在私企里作案便難以得逞。但在'國企'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國企資產的主人是全體人民,它實際上空命題。如前述監管者是主管國企的政府官員。他們也是代理者而非真正的主人。沒有任何一種機制能夠確保代理者盡心盡責,所以國企必定是問題叢生,貪污腐化,防不勝防。最終國企必定會變成把公共利益輸送給私人的管道,成為在公有制下化公為私的管道。
拙作有關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問題,多年來依然如故。產權不清,動機不明,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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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國資逾12萬億人幣經營失策內鬥 致嚴重流失
2015年6月18日
國務院國資委下屬期刊《國資報告》月刊最新一期披露,中國在境外的國有資產規模不少於1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但由於「山高皇帝遠」,缺乏監管之下出現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主要包括倉卒上馬、經營失策、內訌和惡性競爭、審批僵化錯失良機、管理漏洞導致腐敗等5大問題。其中,中國南車北車、中石油、中海外等央企被點名。

長期以來,中國的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是對外投資的主體,通過日益頻繁的對外直接投資和海外併購等方式,形成了巨額的境外資產。尤其是自2009年之後,大量國有企業前往國外「撈底」,境外國有資產增長更加迅速。

地方海外資產亦巨
《國資報告》援引國資委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在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純境外單位中,資產總額達到4.68萬億元。地方國企境外資產也頗具規模,僅在「2014中國100大跨國公司」榜單中的34家地方國有企業,其海外資產已經達到4757.8億元。

除此之外,根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2013年度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底,18家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海外總資產折合人民幣7.45萬億元。《國資報告》計算,這三部分相加,中國在境外的國有資產已達12.6萬億元。

創刊於2014年10月的《國資報告》由國資委主管,國資委新聞中心和中國經濟出版社聯合主辦。在這篇一萬三千多字的長篇報道中,文章特別披露國企境外資產流失情況的典型案例。

貴買導致隱性流失
例如,在惡性競爭導致國資流失的情況中,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尤其典型。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指出,這種各自為戰的惡性競爭讓中國企業在國際談判中十分被動,最終不得不採取低廉的報價或者接受昂貴的價格,致使國資大量隱性流失。

例如中國企業在澳洲大量投資的鐵礦石和煤炭項目,現在經營很困難。

例如中海外參與波蘭高速公路工程競標,是中國公司在歐盟地區承建的第一個基礎設施項目,急於進入歐盟基礎設施市場的中海外制訂了低價中標的策略,報價只有波蘭政府預算的52%,低價傾銷最終卻買來停工、巨額賠償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