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信托需求日增下的相关法律问题

    本文就近期内地在信托方面需求殷切的情况下,尤其是内地信托法立法十多年来,已与其它司法管辖区,特别是信托制度原生的普通法系司法管辖区在法理上脱轨的情况下,为普遍关注的相关问题作一些实用的解说。
    法律跟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财产拥有者。可以说财产越多,关系越大。因为现在的所谓财产权益,大部份不动产都必须透过一些法定机关所发出的证明,才能显示财产的实质权利。而动产的管有 [1]和流通也同样依据法律作解決糾紛的后盾。由于世界上有大约321个司法管辖区域 [2](法域, Jurisdiction) ,法域之间的财产交易、法律风险的分散对冲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笔者专注研究的“应用比较法(Applied Comparative Law)” 就越发显得重要,同時它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最常见的是跨法域的操作,例如不同法域的交易、不同法域的分公司乃至不同法域的财产处理等等。法域的概念是纯法律的,我们国家内就有四个法域:香港、澳门、台湾和内地。其中香港是唯一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其它三个是不同程度的大陆法系(Civil Law)。由于涉及管辖权力的问题,法律的边界是非常严谨的。而广义上的信托安排必然以法域为基地而又往往涉及跨法域(cross-jurisdiction)的问题,比如在A法域设立一个信托而信托内的不动产处在B或C法域,在全球资产分配平面化和分散的情况下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没有法律,便没有财产、金融和交易等现代財產工具的基础。

    现代意义上的普通法(Common Law) [3]内含衡平法(Equity) [4].如果没有衡平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托。衡平法是对整个财产、遗嘱、信托等有关财富的有关法律,乃至诚信或者受信责任(fiduciary duty)的要求,即对受到信任的一方有法理上被自然赋予的更高诚信要求。它涉及所有上位阶(upper hierarchy)的责任问题,即权力越大,受衡平责任的要求相应越高。以道德诚信原则体现于实际法律的实施,可说是普通法的精髓所在。因此,权力拥有者例如上市公司负责人,公务人员甚至慈善机构的负责人等等都属于受信责任的被约束者,显然地也包括信托受托人责任,也就是衡平法上的受信责任。受信责任并不以平等主体看待,法理上它是受到更高的诚信要求。因此,与一般由控方举证的审判方式有别,受信任的一方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所谓“对” ,就是程序正义(due process) .这是法理上由衡平法原则(maxims of equity) 所指定的而非由法条所规定的,其法律位阶比法条规定的要高得多,因此在普通法上,它起着类似一个指导作用的角色。

    大陆法系司法管辖区,包括台湾、日本、德国、法国,在金融法方面引进了很多普通法、衡平法中的一些概念和做法。但引进归引进,却仍然缺乏法理(jurisprudence)上的完整配套,法理不配套则造成靠法条(ordinance, regulation, rule, act, article)来维持其法律效力。大陆法区一直都这样操作,而且也只能如此地操作。一般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其內含的不稳定性也是明显的,如果法理上不支撑的话,就是法理上不是百份之百的完整。但由于法条主义的刚性(rigidity, stiffness)使然,它只能通过立法来给受到信任的方面一个更高的要求,让其负有更高诚信责任。比如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大致如此。

    普通法内,有遗嘱的遗产继承、无遗嘱的遗产继承、信托安排是三个完全不同层级的法律处理方法。遗嘱有机会被法庭判决为信托文件,但信托文件则已超越遗嘱而处于更高位阶。因此遗嘱和信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家族信托是信托制度的一个重要和常用的建构。但是信托本身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所谓产品,它是一个制度、一个架构。是什么架构呢?信托就是把个人财产上的权利(Title)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了,那个人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而委托人就透过收益权实质拥有该信托内容的权利(Beneficial owner) ,在法律语言上难以使用直接对应翻译的,所以一定要看实质内容而不能只看名称。更重要的一点是:普通法上的财产权 [5]是可以分割的,而且可由不同的权力主体持有(Hold/Possess)其分割的某段权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