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不清,动机不明

法律、经济、政治等人文学科是相通的,例如产权不清所造成的轻率浪费,而只有私权的确立,产权持有人才会谨慎行事。因为他要为他的轻率付出沉重的代价,即使他兹意草率,也仅止于他个人的代价。其他的所谓权利都是虚妄的,包括“公权”。所有改革,离不开产权改革的根本因素,当年的国退民进无疾而终,可证之改革路难走。因此,所谓“国企改革”是个空命题。因为“公有”“国有”已注定了没有人需要负实体责任,只是按官员任免机制,甚至政治博弈而已。按当年改革的思路,国企只是通往完全市场经济目标的权宜之选。但一如所有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意改变的心态,而只有举国上下目标为本,母忘初心,才可达至终极目标。否则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因此,没有所谓“国企改革”而只有国企的改革进程的权宜角色限时终结的问题。

财产权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财产的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 但对于公有财产来说,谁有权对选择做决定?如果公众都是所有者,该谁说了算?逻辑上即形成谁说了也不算的难题,所以是一种无法实施的制度。表面上可由公众授权的代理人来执行所有者的权利,但如果连授权都不存在则更加诡异。公有制在实行中是 「被授权者」的所有,也就是官员所有。可论证出公有制就是官有制(鲁索)。同时,逻辑上也难以构成由代理人监管代理人就是监管与被监管的法律关系。

公有制内建立了许多公有企业,称之为'国企' 或'央企'或其他名字。法律上说应该是全民所有,但如前述,所有人有即是官有(代理人持有)。名义上'国企'是委托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去管理,但运作中已形成管理者的私产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把所有人的财富通过公有化,变成了少数国企管理者的'私'产。证据是,国企的利润不用上交,全部留作自用。一直到近年,才规定国企利润上交,但是比例很低,只要求上交利润的10%,到2020年上交的比例才会达到30%。最初国企利润是全部上交的,但是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没有了所谓创造利润的积极性 ,所以又规定可以不上交,以鼓励国企管理者的积极性。这样在逻辑上再次加强证明'国企'已经被 '私'管的推论。'国企'的所有者管不了管理者,只能用私有化概念来激励管理者的积极性。某种意义上,'国企' 是通过公有制输送公有资产给私人的管道。而'国企'普遍存在贪污腐化问题即与政府无异,可证之同构型。

私有的资产是属于个人的。对私企财产的侵犯,就是对私人财产的侵犯,谁也不会允许自己的财 产无缘无故地被侵犯。所以贪污分子想在私企里作案便难以得逞。但在'国企'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企资产的主人是全体人民,它实际上空命题。如前述监管者是主管国企的政府官员。他们也是代理者而非真正的主人。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确保代理者尽心尽责,所以国企必定是问题丛生,贪污腐化,防不胜防。最终国企必定会变成把公共利益输送给私人的管道,成为在公有制下化公为私的管道。

拙作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多年来依然如故。产权不清,动机不明,莫过于此。

附件:
境外国资逾12万亿人币经营失策内斗 致严重流失
2015年6月18日

国务院国资委下属期刊《国资报告》月刊最新一期披露,中国在境外的国有资产规模不少于1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但由于「山高皇帝远」,缺乏监管之下出现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主要包括仓卒上马、经营失策、内讧和恶性竞争、审批僵化错失良机、管理漏洞导致腐败等5大问题。其中,中国南车北车、中石油、中海外等央企被点名。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通过日益频繁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等方式,形成了巨额的境外资产。尤其是自2009年之后,大量国有企业前往国外「捞底」,境外国有资产增长更加迅速。

地方海外资产亦巨
《国资报告》援引国资委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在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中,资产总额达到4.68万亿元。地方国企境外资产也颇具规模,仅在「2014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榜单中的34家地方国有企业,其海外资产已经达到4757.8亿元。

除此之外,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海外总资产折合人民币7.45万亿元。《国资报告》计算,这三部分相加,中国在境外的国有资产已达12.6万亿元。

创刊于2014年10月的《国资报告》由国资委主管,国资委新闻中心和中国经济出版社联合主办。在这篇一万三千多字的长篇报道中,文章特别披露国企境外资产流失情况的典型案例。

贵买导致隐性流失
例如,在恶性竞争导致国资流失的情况中,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尤其典型。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指出,这种各自为战的恶性竞争让中国企业在国际谈判中十分被动,最终不得不采取低廉的报价或者接受昂贵的价格,致使国资大量隐性流失。

例如中国企业在澳洲大量投资的铁矿石和煤炭项目,现在经营很困难。

例如中海外参与波兰高速公路工程竞标,是中国公司在欧盟地区承建的第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急于进入欧盟基础设施市场的中海外制订了低价中目标策略,报价只有波兰政府预算的52%,低价倾销最终却买来停工、巨额赔偿的苦果。